庭和住房,为了这一个特定的人群而在物权法中规定居住权,似无必要。保姆权益的维护可以依靠别的方式来实现。
然而,基于我国现阶段的社会生活现实需要以及居住权所具有的不能为其他制度所替代的独特物权属性,物权法中居住权制度的设立势在必行:
第一,居住权为保障人们的基本的住房权利又提供了一种法律保障。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人们的贫富悬殊日益增大,房屋价格又直线上涨,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向城市,使城市人口过度集中。造成一部分人有钱人的房屋过于宽裕,房大住人少,而有部分人却既买不起,也租不起房,属于弱势或是特殊人群,她们也享有住房的权利,居住权制度的设立为这些既不买起房又租不起房的人们享受长期稳定的居住的权利提供了一种现实可能的选择,并以法律的形式予以保障。
第二,居住权有利于实现对房屋的最大化利用或使用。在现代社会,财产以它的价值得到最大化利用为首要原则。也就是说,作为不动产的房屋从经济分析法学的观点来看应该实现它的最大化效用。效用是物权立法、司法以及人们从事物权行为时所必须予以考虑的。设立居住权就可以达到这一目的。并且,设立居住权可以较好地分配财产的所有权的归属与财产的利用权。设立居住权,使财产所有权与财产利用权的配置达到了最优化,是对社会财富的所有与利用所作的理想配置。
第三,居住权的设立也是物权法定原则所决定的。对于居住权应否纳入立法,不能简单地从成本上考虑。更重要的是,它是一项权利,而权利的保护是不能看人多人少的,立法更不能因为只涉及少数人的利益就怠于保护。
生活中的常识让我们知道,一只木桶盛水容量的多少,最终取决于其最短的木板的高度。同理,衡量一个社会的权利保护程度,某种程度上不在于立法确认了多少权利,而在于还有多少权利没有被确认;不在于大部分人的权利保护水平有多高,而在于社会上那些少数群体的权利保护水准。用“木桶理论”分析,那些少数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的权利,构成了一个社会权利保护的“最短的木板”。从这个角度说,无论是在权利内容还是权利主体上,将居住权纳入物权法是提升整个社会权利“容量”的必然要求。
第四,居住权具有与房屋租赁有不同的功用。居住权的设立可因法律规定或合意,须结合登记才能生效,生效后具有物权效力得以对抗第三人。这种权利的期限具有长期性,一般为权利人终身。房屋租赁虽然也具有某些物权性质,但其期限相对较短,不能为权利人提供长期稳定的保护。更重要的是居住权一般具有无偿性,主要为扶助弱者,解决家庭问题而设立,而房屋租赁基于双务有偿合同而设立,不具有扶助弱者之功能。此外,附条件买卖的方式不能使出卖人在让出所有权的同时为自己保留居住权。因附条件买卖所订立的合同未经公示,只具有债的效力,所附条件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以保持居住权利作为条件转让所有权给他人,该条件从属于债权合同,因而所设的居住的权利只能对对方当事人起作用,而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
第五,居住权制度的设置能更好地解决离婚后暂时无房一方的居住问题,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就业机会的增多以及男女社会地位的平等使得家庭成员中夫妻双方的依赖性趋弱,独立性明显增强。西方思想的渗透及传统家庭观念的弱化也使得现代家庭关系趋于不稳定化,离婚案例的数量、频率都大量增加。离婚后一般都会出现一方无房无住的情况,过去我国司法实务中主要通过适用《最高院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27条之规定,即夫妻离婚一方对原住房享有居住权来解决此类问题。但司法解释的效力毕竟弱于基本法规定的效力,通过在物权法中规定居住权才能更好地为解决此种问题提供充分的法律依据,才能更好地明确所有权人一方和居住权人一方双方的权利义务,减少纠纷。
第六,居住权的设立能更充分地尊重财产所有人的意志和心愿,协调家庭利益关系。房屋所有人可以通过设立遗嘱、遗赠及合同的方式为他人设立居住权,同时将所有权留给法定继承人。而将财产所有权留给后辈的同时为配偶保留居住权,这既符合了中国人房屋传于子孙的传统观念,又可兼顾到家庭各方利益,达到协调家庭利益关系之目的。[3]
当然,在肯定设立居住权制度的必要性的同时,有关法律体系的问题(即居住权制度是否可以融入现有制度体系框架内的问题)、居住权人和所有权人的利益协调问题、普通法规则和特别法规则的衔接问题必须认真思考。
四、 结论:
我国物权法有必要设定居住权制度,但应合理规定房屋所有权人与居住权人之间的权利义务。物权法应对居住权制度作出一般性规定,具体应用还应反映在婚姻法、继承法及房地产管理法等的特别规定之中。
【参考文献】
[1] 周相:《罗马法原论(上册)》,商务印书馆1994年。
[2] 陈卫佐译:《德国民法典》,法律出版社2004年。
[3] 曾亮:《论我国应建立居住权制度》,中国法律网2005年。
[4]陈信勇、蓝邓骏:《居住权的源流及其立法的理性思考》,《西北政法学院学报》2003年第三期。
[5] 陈华彬:《在我国物权法上确定居住权的几个问题》,中国私法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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