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陈黄氏窝藏逃妇，应罚毫银拾陆元；媒人妈生与四嫂串卖逃妇，均各罚银拾贰元，林彩焕私买逃妇，亦罚银贰拾元，应给黎咸华准予财礼费。至该黄氏既不愿跟随前夫，而愿跟随后夫，本府应尊重结婚离婚自由意思，将该黄氏判还林彩焕……”
这是一份载明对婚姻关系中所涉各种问题处理结果的文书，但就正是这份文书，却是以“《刑事判决书》”的名义出具。这是1930年1月29日，广西百色县临时苏维埃政府作出的“黎咸华呈诉黄家安等串卖伊妻黄氏”的一份“刑事判决书”，判决买卖婚姻无效。
百色县临时苏维埃政府作出的《刑事判决书》
那么，为何一个明明是“民事判决”最后却以“刑事判决”作出？故事要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广西两场著名的起义说起。
百色起义时的邓小平
1929年至1930年，邓小平、张云逸、韦拔群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了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在广西先后建立右江苏维埃政府和左江革命委员会，并分别设立了裁判肃反委员会、肃反委员会，行使审判职权。
右江各级苏维埃政府组织机构图
裁判肃反委员会按照苏维埃政府和红七军前委会的指示精神，履行职责，负责审理普通刑事案件和民事纠纷案件，展示苏维埃政权的威信，以促进人民之间和民族之间的团结。
右江苏维埃政府委员职责 原来，黎咸华和黄氏曾是夫妻关系。黄氏从黎咸华家中逃走后,被陈黄氏窝藏在家中。后在媒人妈生和四嫂串通下，黄氏又被卖给林彩焕当老婆。黎咸华发现黄氏逃走又嫁人的事情后，就起诉到了百色临时苏维埃裁判肃反委员会。
经过裁判肃反委员会开庭审理，陈黄氏等人对相关事实供认不讳，委员会就判处陈黄氏因窝藏逃妇罚16银元；媒人妈生和四嫂涉嫌串卖逃妇，两人各罚12银元；林彩焕私买逃妇，罚银20元。同时，根据黄氏不愿跟随黎咸华生活愿跟随林彩焕生活的意愿，本着尊重结婚离婚自由的原则，判决解除了黄氏与黎咸华的婚姻关系，维持了黄氏与林彩焕的婚姻状况。同时判决把以上罚金共60银元作为财礼费返还给黎咸华。
为何这起离婚案件会以刑事判决落定？按目前历史资料无法解答。但据笔者分析，有三个可能性原因：一是旧中国传统法律观念中，并无私法传统， “法即是刑”，大家对法的认识就是“刑”的思维的影响。二是百色起义和右江革命根据地建设过程中，积累了一定刑事立法经验以及群众基础。三是我党领导下的红色政权一直有重视婚姻法律，尊重婚姻自由，打击包办婚姻、买卖婚姻的光荣、文明的传统。
具体到当时的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为打击投敌叛变行为，镇压反革命分子，1931年2月，农民运动三大领袖之一，百色起义、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和右江革命根据地领导者之一，当地各族人民尊称为"拔哥"的——韦拔群，在右江革命根据地主持制定“十二条法令”。这是右江革命根据地专门的刑事法令。第一条即法令总则，总体上规定斗争的任务，统领整部法令。其余十一条明确规定了十一种判处死刑的犯罪情形，包括盗窃罪、流氓罪和反革命罪三种罪名。
革命烈士韦拔群
而当时在红七军和苏维埃政府里，更提倡破除陋习，倡导婚姻自由，还以颁发结婚证书等新形式，倡导自由婚恋。其中，现就有保存1930年9月11日奉议县苏维埃政府颁发的结婚证书。证书上还记有订婚员、证婚员、介绍员和主婚员，以法律形式给予确认。
1930年9月11日奉议县苏维埃政府颁发的结婚证书
在当时，苏维埃政府的裁判肃反委员会的司法活动，被当地人民群众称为“新型裁判”。一是因为委员会在司法活动中，根据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规定，主持裁判，忠实于自己的职权依法行事。二是因为在审讯方法上，坚决严禁逼供，采用合法有效方法，搜集确实证据。三是因为建立了陪审制度，由委员会的主任或裁判员会同工会、雇农会、贫农团及其他群众团体选举产生的陪审员二人组成法庭，确定判决时少数服从多数。四是因为遵循公开审判制度，在审判前，由法庭公布审判案件的名称、性质、日期和地点，审判后公开宣判结果，张贴判决书。五是因为采取巡回就地审判，到发案地就地审判，深入基层，依靠群众查清案情，迅速、及时、正确地处理案件。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裁判肃反委员会，完全区别于当地原来旧有的司法机关，特别是一改当地晚清土司审判那种枭首、火烧、活埋、吊死、饿死、剖腹、饲虎、五马分尸等的落后酷刑。并且以老百姓利益为先，依托肃反委员会教育红军谁都不能多拿一分一厘，树立红军纪律严明的形象，宣扬廉政意识，巩固了革命政权，也为中国的革命法治乃至当今的法治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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