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当浙江嘉兴南湖一艘缓缓划行的画舫上响起了激动人心的呼号声——“中国共产党万岁”，历史上日月经天、江河行地的开天辟地大事发生了——中国共产党宣布成立。

　　在当时黑暗反动的环境下，为了掩人耳目顺利完成建党工作，画舫上租来了两副麻将，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假装成游湖客人，在这里打麻将……

　　而在中国一大的13名代表中，在这条举世闻名的红船里，“打”着麻将的，有一个是当时的“大律师”。他，就是董必武。

　　董必武，原名董贤琮，又名董用威，号壁伍，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人，中国共产党的模范的领导者，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家和法学家，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成员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

　　那么，董必武是如何成为那个年代的律师的呢？这要从1912年中国律师制度建立说起。

　　中华民国建立后，进行了一系列的司法改革活动。1912年，上海出现了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律师行业组织——上海律师公会。同年，北洋政府颁布《律师暂行章程》，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律师制度的单行法规。根据《律师暂行章程》设定的律师资格考试，中国人开始有了自己的本土律师。根据史料记载，仅1914年中国便产生了数千名律师。

　　1914年，时年28岁的董必武东渡日本，考入日本东京“私立日本大学”学习法律。1917年毕业回国后，董必武在武昌开律师事务所，正式执律师之业。

　　董必武在做律师工作同时，以律师职业作掩护，继续进行革命活动。他在武汉从事革命活动时，与其密切往来的同志中，也有不少是攻读法律，从事律师职业的。因此，许多革命活动都是在他们自己的律师事务所举行的。如董必武、张国恩（董必武的同乡好友）、刘伯垂都曾在日本留学，均为同盟会会员。

　　1919年秋，董必武和张国恩在武汉时，张国恩在武昌抚院街开了律师事务所。董必武、张国恩在当时曾接到李汉俊来信，希望武汉建立共产党小组。董必武和张国恩感到两人建立小组，人数太少，董必武便介绍了陈潭秋，张国恩介绍了包惠僧。后来，刘伯垂从上海带来党纲草案，在武汉召开第一次会议，会议地点就选在武昌抚院街张国恩律师事务所，董必武、张国恩、陈潭秋、包惠僧、郑凯卿等人参加。刘伯垂有律师资格，他为了掩护党的秘密活动，索性在“老虎口”下——湖北警察厅背后的武昌多公祠5号，设立党的机关，挂起了“刘伯垂律师事务所”的牌子。

　　1921年7月，董必武作为湖北的代表，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组建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最后，出席中共一大的13位代表中，也只有毛泽东和董必武最终在新中国成立时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其余11位代表在革命的腥风血雨、大浪淘沙中有的英勇牺牲，如何叔衡、邓恩铭和陈潭秋，有的脱党离党如李达、李汉俊、刘仁静和包惠僧，有的投敌叛党乃至成为大汉奸，如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唯毛主席和董必武坚持不懈，最终见证辉煌。

　　很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中共元老中唯一攻读法律的人，董必武始终怀有法律人的敏锐与情怀，也从事了许多与法律相关的工作。

　　大革命时期，他曾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最高法庭主席、最高法院院长。新中国成立后，他任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党组书记等职，身体力行为新中国法制建设作出了开创性贡献。

　　1949年，董必武主持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规定了新中国政权的性质、组织和活动原则等，为新中国政权建设奠定了基础。董必武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兼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主任期间，又主持制定了多部法律。担任最高法院院长时，董必武积极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建立各种审判制度，组织成立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推行合议庭、公开审判、两审终审制等。

　　建国初，当时干部中时常出现检察机关“可有可无”的说法，董必武却不断阐述其重要性。1951年增产节约运动中一些地方将检察署裁撤，董必武向毛泽东主席请示后立即予以制止。

　　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期间，综合性大学的法律系被撤销，董必武多次找中宣部、教育部沟通，在他的呼吁和推动下，北京大学法律系得以重建，武汉大学、复旦大学、东北人民大学也相继恢复法律系。

　　1954年，董必武在政务院讨论当年政法工作任务的会议上，首次正式提出国家应当由搞运动向按法律办事的方向转变。1956年在“八大”会议上，董必武提出加强人民民主法制建设，他说：“党中央号召公安、检察、法院和一切国家机关，都必须依法办事。我认为依法办事，是我们进一步加强人民民主法制的中心环节。”他认为依法办事必须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这些观点无疑具有广泛而深远的意义。

　　作为曾经的一名大律师，董必武深刻认识到律师在社会法治中的重要作用，也始终对律师职业抱有情怀。这在那个法制意识普遍淡薄乃至“法律虚无主义”的年代，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954年，首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然而，当时的中国社会并不存在律师执业，董必武决意重启律师制度。

　　1954年5月18日，董必武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宪法规定人民有辩护权，这就需要律师，需要多少？我们有近三千个法院，不可能一个律师管几个法院，从这一个县跑到那一个县去辩护；也不可能一个地方只有一个律师，像上海、天津、武汉、广州这样的大城市，需要的律师就很多。”由于董必武的积极倡导，新中国律师制度建立得到了中央的重视和社会的关注，律师队伍也得到了迅速发展。“到1957年6月，全国已有19个律师协会筹备会，800多个法律顾问处，专职律师2500多人，兼职律师300多人。

　　对于董必武在法治历史上的贡献，彭真曾说：“董必武同志是我们党的一位法学专门家。他不但长期从事法制建设的实际工作，而且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和法的学说，结合我国法制建设的具体实际，提出许多独创性的见解。”“董必武同志的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对于今天我们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这是他留给我们的极为珍贵的精神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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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党从诞生之日起，就带领人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革命建设改革伟大胜利，这其中也包括了对法治的探索和实践。所以，党的历史，也包括了作为分支的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中国化的历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的历史。
　　习近平总书记说“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对党领导人民积极建设人民民主法治的历史进行重温，对于今天我们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有着积极意义。因此，在全党认真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之际，我特意全面整理长期以来学习、研究党史、法治史和法学理论所得，以开设“讲故事”专栏的形式，与大家一起重温“党史中的法律故事”，一同切切实实“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

——宇佳序